“我们老一代程序员，都讲究设计模式、代码质量。”宁晓峰透露，他们目前接手的项目中，长久一点的，已经陆续维护了十几年。而新一代公司则讲究一个“快”字，3个月做出来的东西不好，大不了重做一个。“我们可能设计个框架要用1年，人家3个月都开始运营了。你让一个维护老项目20年的程序员出来和‘小鲜肉’竞争，会死的。”
在于先生眼里，工作在一线的35岁程序员和25岁的相比，没有任何优势。于先生29岁，带着一个十多人的小团队做软件开发。“我们现在招人，超过30岁的，简历都不看。因为我们招的就是一线干活的。我不需要那么大年龄，年轻人有的是。”
“40岁以上的人，对收入的预期会更高，但实际竞争力却大大下降。”一位有着8年人力资源经验的猎头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。也因此，他们不得不在这些人身上打上“残余价值不大”的冰冷标签。
2017年9月11日，雷军在发布会上脚踏小白鞋，自嘲自己是敲坏多个键盘的程序员
夕阳产业里的中年危机
“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”，知乎上，有人认为，欧建新的死和其所属行业不无关系，“正是因为一个行业不行了，你才哪怕哀求都希望能留在公司，因为你知道你出去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而你上有老下有小，才会绝望到走上绝路”。
“从供给端和需求端看，中国经济近年来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技术红利，”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远举分析，而技术红利的减弱，最先出现的行业也是IT、通讯、互联网行业，并将逐渐从这些行业向其他行业扩散。
韦元晓对此感受颇深。从华为高级软件工程师到爱立信首席系统架构师，再到某科技公司CTO（首席技术官），他经历过两次行业发展的巅峰。
第一次巅峰出现在移动通信刚刚兴起的2000年，“那是程序员最骄傲的时期，到处都在挖。”曾经，在一天之内，韦元晓就接到了两个华为面试的邀请——早上刚敲定一个部门，晚上又有另一个部门打来电话。甚至在他入职华为后，还会不断收到新的面试邀请。
2015年6月24日，北京，某公司的程序员们在商量代码。
通信行业带给韦元晓的“荣誉感”一直持续到2013年。
彼时，韦元晓接到了来自互联网公司的电话，对方开出双倍工资企图“挖”他。“你知道多恐怖吗？他找到了我这个人，找到了我的座机电话，打进来直接说挖人，就这么‘变态’。”
韦元晓没有跳槽，但他意识到了另一个行业中可能出现的巅峰。两年后，他离开爱立信，开始在互联网行业创业。
“你们享受了行业上升期带来的各种红利，就要为行业下行期的阵痛做好准备。”知乎网友“克里斯蒂娜酱”认为，当一个行业的人力供给大于人力需求的时候，是没有万全的解决方案的，要么牺牲老人，要么牺牲年轻人（冻结应届编制）。而对程序员们来说，大的技术发展趋势是有门槛的。“到了三四十岁，拖家带口了才学新技术，学习能力和精力已经难以跟上技术的更新换代。”于先生认为。
同样从通信行业转入互联网公司的还有粘一龙。研究生毕业后，他先是去了IBM公司。
“刚上大学时，觉得通信还可以。到研究生毕业时，师兄师姐们都告诉我们不要去（通信行业）。”当时，系里甚至一度流传着“中国移动10年没涨薪”的说法。最终，大多数同学转投了互联网的怀抱，“华为还不错，爱立信之类的是备选，能去BAT的都不会选通信”。
而随着“互联网进入下半场”的言论层出不穷，谁也不知道，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被辞退的“欧建新”。
“昨天还在看别人的惨剧，冷不丁哪天自己就迎头撞上了中年危机。”宁晓峰感叹。
2017年10月11日，杭州，在云栖大会现场各个角落，随处可见席地而坐的程序员们。
